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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: 滞留70多年 缅甸最后一位远征军的异国时光 四月，漫长的雨季就要开始了，缅甸密支那街头，人们都在享受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。 下了主干道，拐几个弯，往前走越来越安静。道路尽头一家小院，两层小楼，朱红的门，荔枝树已经长到二楼高，月季结着红色的花骨朵，向日葵矮着头，院子里都是草木的芬芳。李光钿家到了。 辨认他家的关键，是浓烈的中国元素。灯笼、对联都是国内最家常的样式，挂历是中文的，树是从中国买的，连狗都是从昆明带来的。 95岁的李光钿就坐在院子角落，他怕冷，还穿着棉袄，手边放着一根拐杖。眼睛大而明亮，丝毫看不出是在苦水里泡过的。来了客人，他便盯着人笑。 到了这个岁数，前几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，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。浓重的云南口音，“我们读着书，四五年级，一样晓不得，跑出来当兵。” 上世纪40年代，他受到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感召，加入远征军，战后流落缅甸，再也没见过爹娘。在缅甸密支那地区，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，七十多年过去，他们皆已故去，李光钿成了“最后一个”。 “我的家也没找到” 李光钿话不多。以前老兵们聚会时，他是最沉默的一个。拍合影，他也总低着头。 “老兵回家”发起人孙春龙记得他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。2008年，老兵李锡全找到了家，大家准备送他回国。一贯沉默的李光钿突然拉住孙春龙，怯怯地说，“我的家也没找到，我也没回过家。”那一刻，孙春龙说自己突然想哭，深感责任重大。 李光钿是在1939年离家的。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多久。 他才十六七岁，在云南宣威上小学五年级，战争爆发，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家，他没有走，报名参了军。 入伍前，他也没回家见见爹娘，也没给他们捎个口信，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去了。他安慰自己，很快就能回来。 经过了一年的封闭训练，他随部队去了曲靖，又去了永平。1943年，他已经是少尉炮兵排长，被调往怒江前线守江。随后参与滇西大反攻。那一年打得最惨的，就是松山战役。 在战火中，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。提起松山一战，他至今还摇头，“太惨了”。日军居高临下，用机枪扫射，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，又一个个被打死，摔下来，尸体堆满了壕沟——看到人们先后死去，他才发现，生命真是薄如蝉翼。 他后脑有个细长的伤疤，也是战场上被弹片擦伤的，跟了他一辈子。说起战争，他就慢慢地摩挲着那一块小小的凸起。 1945年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，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。走到一半想起，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，怕是回不去了。又原路返回，无路可走，进了缅甸。 缅北七十年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国家离乱的时刻，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都在那时发生了。很多门轻轻关上，那声音轻不可闻，要很久之后，人们才后知后觉。 到了缅甸，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，她本是大家闺秀，逃难到了缅甸，“贤淑端庄，通情达理”，两人成了家，生了一子三女。 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，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做生意，要么做苦力。 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，来对抗饥馑和贫穷。他开过杂货店，修过桥、补过路，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，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种子，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。 他有自己的固执，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，从小读中文诗，写繁体字，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，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。至今，长子李玉明的车里放的都是中文歌。 李玉明记得，一家最艰苦的日子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。缅甸的暂住证分区域，他们一家拿的暂住证，只能在伊诺瓦底江北岸活动，而北岸政局动荡，民族地方武装割据，一家人东躲西藏，朝不保夕。 所谓暂住证，是外国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。持此证者，需要每年向缅甸政府纳税，且外出、经商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。 并非不可以结束这种局面。只要入了缅甸籍，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。但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。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，李光钿扬起手挥了挥，告诉记者，“我们是客人，是在缅甸作客。” 家里人都知道，他一直想回家。回中国。 “要什么证件？” 回国并不容易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远征军”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。一位中缅印战场的研究专家说，缅甸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当时远征军因为支援英国而进入缅甸，也因此被视为侵略者。 在缅的最初二十年，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。直到长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，有老兵组织找来，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。并严厉提醒孩子，不许往外说。 到了九十年代，这种观念渐渐松动，大陆也走向开放，李光钿带着妻子、儿子回了家。刚到宣威，妻子突发胃穿孔，在宣威去世、火化，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。从此吃素。 1997年，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，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，从此不再回缅。他顺利拿到身份证，但是公安机关回复，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，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。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，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。 […]